如果将北京比喻成中国的心脏，那么长安街无疑是其上的主动脉，拥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，尤以其中点——天安门广场——更为众人渴望向往，若非亲身所见，恐怕想象难及。

      而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，分别位于长安街的紧西头儿和紧东头儿，每日里上下班都需要乘坐1路公共汽车贯穿整条长安街，因此长安街于我，毫无神秘可言，甭管多微弱的风吹草动，都能第一时间捕获。就比方说前段时间，有一天坐车经过天安门时，一瞅，局部戒严，行人禁止通行，我在心里那么一盘算，料想到“这里面肯定有事儿”。果不其然，就在第二天，以福田为首的鬼子小分队悄悄进村儿，打枪的不要。记得很久以前，某位大虾曾戏称这种预见性为“北京人的政治敏感”。此为笑谈。

      书说简短，言归正传。在我看来，这长安街的好处是，你几乎不需要为堵车操心——当然，你也可以反驳我，说，下班高峰时的四惠桥至八王坟桥段堵得跟果酱似的，但甭管怎么说你得承认，一进三环，拥堵状况利马缓解，为什么？——单方向上并行5条机动车道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      但有一条儿您可得另说着，就算这长安街“千般好”，最终也难逃“一时堵”的命运，没错，这就是交通管制。

      第一次体验交通管制还在上大学。某学期周一头两节没课，因此周日往往不回学校，待周一一早，掐好时间、打出富裕，赶上第三节课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到学校，收拾停当，去上三四节课。结果，不就赶上一次交通管制吗。一时间，长安街俨然变成了一个超大停车场，多少车被堵得一动不动。那时正值人代会期间，无需冥思耿不用苦想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于是，我不光没有按照计划的那样提前半小时到校，反而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更为讽刺的是，我在充分体会到被社会主义特权羞辱的感觉后，着急忙慌赶过回学校是为了上宣传“社会主义好，人民地位高”的邓小平理论。

      让我们尝试着做一下语义分析。人民代表，即人民的代表，归根结底是人民，既然同为“人民”，为什么另一些人民必须为之让行？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些人民以特权？被赋予特权的人民究竟还是不是人民，还是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某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权阶层？如果是后者，他们凭什么代表人民？提问至此，已成悖论，体现出本质的荒诞。

      今年人大，交管部门在和谐媒体的新闻节目中兴奋地告诉广大人民群众，他们将把代表车队通过时对社会交通的影响降低至半个小时。我TM真谢谢你们了。

      除去让行车队的交通管制之外，更涌现出一些难得一见的景象。比如，在代表车队通过前后，长安街沿线的过街天桥、地下通道均警察把守，不允许通过；再比如，长安街上行驶的公共汽车，将车窗从外侧用透明胶带封死，不允许随意开窗……这些荒诞的事情，你可曾听过？但它们正切实发生再两会期间的北京，而我正在真真切切地经历着。

      你们总是强调，要将民生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加以解决。所谓民生，无外乎“衣、食、住、行”。请看看那些为了你们的顺利出行而排起的长龙和焦急的面孔，然后重新考虑应该如何将对民生的关怀落到实处。